双管齐下解决银邮保险问题
由此可见，确立起诉停止执行原则还是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仅属于立法政策考虑的问题，两种原则之间不存在优劣之分。
再回到阿列克西关于法益衡量的具体解决方案中去，他提出如下法则：……P1和P2相碰撞，若P1不被实现或被侵害的程度愈高，则P2实现的重要性就必须随之提高。德国宪法审查中出现的比例原则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模型，比例原则是讨论表达自由与其法律限制时极具参考价值的论证方法。
四、个案中表达自由法律限制的初步论证：比例原则 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经过类型化处理和价值填充之后仍然仅仅是一种法律上的指引，并不能为人们提供确定的结果，因此需要在具体个案中继续分析。同理，在这不是历史案条件下为实现P1而使P2受到侵害的程度为重，其数值为4。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指出，《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即时通信工具使用者应当承诺遵守法律法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利益、公民合法权益、公共秩序、社会道德风尚和信息真实性等七条底线，上述传播歪曲党史国史信息的违法违规行为，突破底线，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重扰乱网络传播秩序，执法部门理应依法予以严厉处置。鉴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审查方式更具有复杂性和争议性，以下笔者将主要从对限制言论自由的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角度加以论述。因此可以得出如下公式：权利/利益P2的分量=（4×4×1）÷（4×4×1/2）=2。
[21]按照该释义，行政机关对表达自由的限制是否可诉需要根据单行法律或者法规另外规定，而笔者于上文中提及的《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新闻出版管理条例》、《报纸出版管理规定》、《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都没有规定有关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14]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有张千帆、范进学、唐忠民、温泽彬等。(五)引用宪法，指明宪法具体条款，并且把宪法规范作为判决的依据。
如果《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包含授权各级人民法院依照宪法审理案件的内容，那就无异于自毁现行宪法，自毁人大制度。[6]有学者认为，人民法院依照宪法的规定审理案件，从学理上看可以说是再离谱、再离奇不过的了。对于一心想着要当事人接受判决书内容的法院而言，宪法规范无疑是最后一根稻草。当然，这里笔者并不想太多地去质疑这些批复实施的有效性，只是想说明的是，我们需要一种更为有力的理论去解释法院在判决书中引用宪法规范的现象。
从判决书的整个内容来看，法院增强判决对当事人的说服力或威胁力的基本心理过程是这样的：当事人这种行为不仅违反《婚姻法》，而且违反了宪法。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判决书都不必直接引用宪法，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类似上述那些必须直接引用宪法的情形越来越不多见。
除第50条关于华侨权益保护没有被引用外，其他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几乎全部被引用过。又如，林永跃不服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行政处罚案[(2007)秀行初字第6号]中的表述是：‘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是宪法规定的一切执法机关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是该案在上诉后，二审法院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而予以纠正。又如，仇方强与崔桂山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上诉案[(2010)青民五终字第92号]中是这么表述的：依照我国宪法、民事法律的规定，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财产权益受法律保护，非依法律规定并按严格程序，不得加以限制或剥夺。
典型案例有刘少起诉李志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1997)静民初字第349号]、袁振中诉袁笳友等抚育纠纷案[(2000)枝民初字第723号]等。引用该条的判决书只发现一个，即楚建英与陈付良欠款纠纷案[(2001)晋民再字第1号]。四是对于判决书内容、审判法院基本相同，只有原告或被告不同的判决书，尽量避免重复选取，但是认为对本文分析有重要意义的除外。首先，从案件性质上来看，各类性质的案件判决书都涉及宪法规范的引用。
有违宪审查一定有宪法引用，反之，有宪法引用不必就有违宪审查。典型案例有上诉人曹××因教育人事行政管理案[(2010)岳中行终字第39号][3]。
2.引用的宪法规范内容表述不准确，在现行《宪法》规定中无法直接找到具体条款与之相对应。当然，这一逻辑是我国法院在司法审判实践中自身产生的，内在于我国现行宪法规范及其理论。
这是《村民委员会自治法》中涉及的宪法内容，法院引用了这一条，事实上就间接地引用了宪法。分布的情况为：1.引用《宪法》第33条。这种必须引用宪法的情形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这里可能为我国的宪法适用寻找到出路。李占军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案二审刑事裁定书[(2011)三刑终字第137号]。从判决书样本来看，引用这一章的判决书文本最为常见，总共引用到17个《宪法》条款，约占该章总条款数的71％。这种不足并不完全是由于法律本身的缺陷所造成，而是法院深感在增强判决书的说理论证，尤其是增强判决书对当事人可接受性方面，仍然有继续发挥能力的空间。
典型案例有齐玉苓诉陈晓琪冒名顶替到录取其的中专学校就读侵犯姓名权、受教育的权利损害赔偿案[(1999)鲁民终字第258号]、林丹娟不服漳州师范学院开除学籍案[(2007)漳行终字第13号]等。笔者仅发现1例，即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与郭颂、中央电视台、北京北辰购物中心侵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纠纷案[(2001)二中知初字第223号]。
从判决书样本来看，引用这一章的判决书文本不多，总共引用到4个《宪法》条款，约占该章总条款数的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以及观念变化很快，诸多法律制度经常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导致了法律空白的存在。
这是本文研究的实证材料。(二)引用《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的条款。
而法学学者经常超脱于现有宪法与法律的制度约束，带有明显的自然法学思路。在刑事判决书中一般都不引用宪法规范，笔者在50余万份判决书中仅发现5份引用了宪法规范进行了判决[2]。摘要: 通过收集与研究大量的判决书样本可以发现，我国存在法院经常在判决书中引用宪法规范进行裁决的现象。如果不重复计算，笔者在网上搜集到的判决文书有50万个左右。
如果把宪法司法适用等同于宪法引用，那么从判决书样本来看宪法早就在我国司法中得到广泛适用了。事实上，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事实问题。
本文探讨的基本思路是：从我国大量的司法实践中找出法院引用宪法规范进行裁决的判决文书，然后对这些判决书进行整理与归类，分析我国司法判决文书引用宪法规范的原因及其存在的问题，并总结出一些基本经验，从中试图构建出一条符合我国宪法理论与现实的宪法实施之路。4.引用《宪法》第三章第六节[4]。
因此，对于当事人引用宪法进行说理或辩护的判决文书则不在选取之列。当然，这一标准，极有可能造成一部分重要案件的遗漏。
这里引用的宪法既没有指明是宪法哪一条款，也没有陈述具体内容，只对《土地管理法》第2条进行了引用和解释。楚建英与陈付良欠款纠纷案[(2001)晋民再字第1号]就是如此。第一，法院是否可以在判决书中引用宪法规范？这是我国宪法学界长期以来争执不休的一个问题。该书收集了自1982年至2001年33个典型的所谓宪法司法化案例，被许多宪法学者所引用与研究。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与法治的发展，各类诉讼案件急剧增加。而作为宪法学研究者，其主要任务是解释宪法现象，至于理想中的制约权力式宪法制度的建构则更多的是政治学者的任务。
(三)引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的条款。引用该条款的判决书不多，典型案例有李占军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案[(2011)三刑终字第137号]。
因此，从案件性质来看，宪法规范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引用。那就是在判决书中通过引用其他法律中关于宪法的规定，从而也引用了宪法。
